如何评价中国债务问题？
我国目前面临的债务问题，主要是政府和企业层面的债务风险，这两个层面加在一起已经占到全部债务的80%以上（2016年末政府和企业部门负债率合计已高达76.3%），而且企业部门承担的债务中约有60%是来自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所发行的债券，因此实际上只有不到40%的企业债是直接属于企业的，另外超过25%的政府债其实是转移给了地方政府的。
从国际比较来看，目前我国公共部门和企业的负债率已经超过了发达国家水平，甚至高于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如果考虑到潜在的资产负债错配问题（比如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公司融资大量用于建设公共项目，而这些项目的现金流大部分会由政府税收收入提供，但当前我国税收占GDP的比重已经降到历史低点，且未来还面临减贫和减税降费的压力，因此财政自给率低的局面短期内很难得到改观，这意味着在现有财税体制下，地方政府将一直处于借新还旧的状态，债务的刚性兑付风险很高)，那么我国的债务水平就已经远远超越了合理的区间，未来的还款压力将会非常大。 当然，造成我国目前债务高企的局面也有过去几年信贷投放过度、资金空转套利的原因。但从本质上看，还是因为长期以来国内缺乏足够的风险约束机制，一方面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监管框架和市场监管体系没有跟上，导致资源过度向政府和国有企业集中，另一方面的债务也主要集中于这两类主体，结果就是无论企业还是政府，只要出现资金紧张，首先想到的就是借新还旧、以新贷旧，这样虽然短期能够解决燃眉之急，但却无济于事从根本上解决债务问题，只会让债务雪球越滚越大。
要正确认识中国债务问题，必须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中国政府实际的举债权高于法律意义上的举债权。目前，中国法律规定的政府债务既包括中央政府直接举借的内、外部中央债务，也包括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及国家投融资机构举债权限额的审批和地方政府举借的内债。中国在政府债务管理上实行“自上而下”的举债权审批模式。中央政府对全国政府举债权的总规模进行控制，并对地方政府及投融资机构的债务实行统一管理，由中央政府财政部门在国务院批准的限额内具体审批地方政府及投融资机构的举债权。在举借方式上，中央政府通过发行记账式和凭证式国债及中央政府机构债的形式，直接举借内债；通过财政部和国家计委双重管理，由承贷单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和国外机构借款的形式，直接举借外债。在中央政府对政府债务实行集中管理、统一审批的前提下，地方政府及投融资机构在中央政府确定的限额内以本级财政收入或者国有企业的经营收入(包括还本付息收入)作为担保，自行选择承贷银行，自主举借内债。
二是中国政府实际的偿债责任高于法律意义上的偿债责任。从政府的支出责任看，政府债务负担不只体现在当年财政支出中直接用于还本付息的数额上，还体现在政府的或有负债上。中国的或有负债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国有企业的债务。国有企业是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实体，在计划经济时期和经济转轨时期，国有企业在政府的直接安排下举借了大量用于生产和投资的债务。由于中国政府尚未与国有企业实现政企彻底分开，使得这部分债务实际上成为政府的或有负债。另一方面是社会保障的资金缺口。中国目前的社会保障资金来源仍然处于“现收现付”制阶段，政府对即将出现的社会保障资金缺口还难以作出准确的预算，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对社会保障资金缺口的或有责任是不明确的。因此，从中国政府实际的偿债责任看，存在大量的或有负债，中国的潜在的偿债负担相当沉重。
三是中国政府实际的财政收入高于预算确定的财政收入。目前中国政府的实际财政收入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中央政府预算确定的中央财政收入；二是中央政府管理但不纳入中央政府财政预算的各级政府财政收入，主要包括全国国有企业、公有经济和国有单位的各种收入及其他预算外收入；三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既包括纳入预算管理的地方财政收入，还包括同级政府管理但不纳入财政预算的各种地方预算外收入。
四是政府实际的举债规模不高。中国政府目前所掌握的实际可以用于偿还债务的资源，不仅包括预算确定的财政收入，还包括未纳入政府财政预算的各种政府财政收入。因此，从实际财政资源看，中国政府实际的财政资源非常雄厚，中国实际的政府债务规模不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