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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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引用一句网上看到的话,可能是某个高赞答案,具体谁说的就不找了,侵删。 “当某件事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完成的时候,说明这件事已经晚了十年,或者提前了二十年” 话糙理不糙啊!现在谈论哪些宏观政策,产业政策,都已经太晚了。 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后工业化”“后GDP时代”——无论我们承不承认,这个变革已经开始且不可逆转。 我们现在谈论的GDP,谈的产业政策,都已经是“未完成的现代化”,就像那个著名的段子——你妈喊你穿衣服,可你已经穿了内衣和内裤(工业),还套上了西装(第三产业),就差最后穿个马甲(GDP)了。

所以现在的讨论不应该是什么“如何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而是应该讨论“如何避免陷入低度发达国家陷阱”。 ——因为如果继续走老路,我们必然落入低收入水平的陷阱中。 如果我们不能在3-5年内完成从“未完成的现代化”到“完成了的现代化的转变”,那么将来只能完成从“未完成的第三产业化”到“完成了的三次工业化”的转变,这种模式下的转型代价和成本将比上一种高几个量级。 所以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的这场由房地产引发的债务危机,本质上就是为之前“未完成的现代化”买单。

现在有人提出要增加税收,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我估计最终目的还是为了遏制房价,因为我们面临的问题是,GDP增长很大一部分被用于还房贷了。如果GDP一半用来还房贷,那另一半用来改善民生和提高生活水平的部分就会相当有限。 如果不能大幅度提高直接税的征收(也就是减少无税或低税的转移支付),那么无论是增加印花税,还是开征遗产税,其实意义都不大,因为房地产本身是一种避税工具。 当然,如果提高间接税(消费税等),或者开征新税种比如奢侈品税,还是有一定的调节作用。

但是以上任何措施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们的问题。 因为我们要解决的不仅是贫富分化的问题,还有产业分化的问题。 所谓的中产陷阱实际上就是指第二产业的发展受到抑制,而第三产业发展过快导致两头翘,中间大肚子(收入金字塔)的情况出现,使得中产人数大量增加但又没有足够的消费和投资需求,因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要摆脱这样的困境,就必须完成从工业主导到服务(第三产业)主导的转型,同时在工业化进程中避免两极分化。 现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包括过去的计划经济国家)在走向市场的过程中,出现了先富带后富的现象,这就是因为在工业化中期,政府加大了对农业和弱势产业的补贴,同时加强了对高收入的调节,减少了分配给中产的税收,从而保证了中产阶层的扩张。 在我国,政府财政一直比较紧张,近年来更是出现了大幅度的亏空,如果要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特别是向农业和弱势产业倾斜,势必会减少对中产群体的税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要增加对贫穷群体的救济,政府就只能增加赤字和负债。 这显然是个两难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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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指的是一些国家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出现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导致经济社会发展动力衰减。其具体表现是贫富差距拉大、劳动力成本攀升、贸易条件恶化、经济增速下滑等,结果是经济长期止步不前,严重的甚至引发社会动荡。人们从韩国、马来西亚、墨西哥等国家的发展经历中,总结出了一系列规律性的现象和特征,并据此将这些现象和特征称为“中等收入陷阱”。近年来,这种说法在我国有逐渐流行开来的趋势。

中国会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是个关系国家经济和民生发展的重要问题。回答这一问题,首先需要深入分析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面临的主要障碍。

一是经济社会矛盾加剧。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一方面,随着经济快速增长,收入分配问题凸显,贫富差距日益恶化,社会问题日趋尖锐。由于社会财富分配不均,不同群体的利益冲突加剧,社会分化裂变加速,导致各种社会问题不断涌现且变得难以解决。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使社会思想多元化和现代化进程加快,导致原有价值观念和文化基础被破坏,社会认同感下降。这两方面原因相互叠加,严重削弱了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引发经济衰落与社会分化,使国家陷入徘徊不进、止步不前的状态。

二是潜在增长率逐步下降且下滑速度加快。在成功跨入中等收入阶段前,要素投入、投资驱动等粗放式增长方式是推动这些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原有的经济增长动力开始发生较大变化,而新的增长动力尚未有效形成。一方面,低成本优势丧失使要素和投资吸引力下降,储蓄率和投资率开始明显下降,劳动力短缺和老龄化问题加剧,要素供给增长水平出现停滞甚至负增长,经济增长的潜在动力逐步丧失。另一方面,技术瓶颈形成严重制约,自主创新技术严重不足,新技术革命尚未开启,难以推动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使原有的经济增速难以保持。经济增长速度快速下降且较长时间在较低水平上徘徊,容易引发经济增长信心严重不足,导致投资和消费低迷,企业效益下滑甚至恶化,经济增长动力难以提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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