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在五行到底属什么？
语言（文字）的性质，一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问题。汉代的《春秋》学的大家董仲舒就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春秋繁露·春秋正谊》）；宋代的朱熹则说：“问‘理’、‘气’，‘道’总是一个。”“宇宙之间，只有这两个物理。天地间只有一个道理，只是这个物事。”（《朱子语类》）。 近代新儒家冯友兰先生提出：“哲学的任务在于发现真理，或叫做发现真象。”他进一步把这种认识分解开来，指出：“认识的过程，就是由不知到知，或由不真到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所发现的真理，我们叫做‘真理的发现’。”因此他认为，“从已知求未知，就是认识。从已知证明未知，也就是推论。而这种种的认识与推论的总和，就是知识。”（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第754页） 这里我想谈的是，作为个体的人，他的思维是有限的；而作为社会，它的知识又是不断进步的。因此作为思想体系的中国古典文学，虽然它带有某种确定性——“道”可追求而不可确切指其形状，但它又确实包含了变动性——它是可以不断被认识、被发现的。
首先，我们要承认认知的有限性。这有限性一方面来自于人的认识的局限，另一方面也来源于客观世界的无限性。以人之有限而求知于无涯之境，当然会感到困惑、迷茫。但我们可以通过不断的努力来接近那个无限的本体。这就犹如庄子所说的“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王孙，燕之夸父，复归无穷。”（《庄子·大宗师》） 其次，我们又可以寻求一种相对确定性。这种确定性来自两个途径：一是对宇宙本体的体认；二是对外在事物规律的认知。所谓“格物致知”（《大学》）即是要求人们通过体证而得到关于宇宙本体的知识，再通过这种知识的力量去认识外部世界。所以，无论我们对宇宙本体如何领悟，只要我们掌握了这样一种认知的方式和方法，我们就能够从中获得一种相对确定性。这种确定性的获得，有如盲人摸象，最终可以拼凑出全象的形状。 最后，我们还可以在普遍性与特殊性中寻求一种稳定性和灵活性相统一的答案。孔子所说的“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论语·卫灵公》）即是指，那些符合普遍性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事物和现象更容易为人理解和接受，并由此得到推广和传播。而那些反常规的、特殊的、个别的现象，则有其存在价值，我们不能轻易抹杀。